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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河”到“湖”的转变，便是“杭州新市场”计划的执行。1912年，辛亥革命军光复杭州，政府开始把湖滨地区作为商业中心运营起来。新市场计划的第一步是拆旗营，建马路。负责的工程师阮性宜，曾留学日本，担任过沪杭铁路工程师。他认为，“建立新商业中心，要像从空地上建立一般。”阮性宜把要建造的马路分为一等路和二等路，“一等路规定路面宽六十尺（19.2米），左右人行路各十尺（3.2米）……二等路规定路宽三十尺（9.6米），左右人行路各六尺（1.92米）。四条大马路，沿湖一条即今湖滨路；南北向一条，即今为延安路，旧为延龄路；东西向两条，为平海路、解放路（旧为迎紫路）。

　　原先的旗人地产被政府没收之后，除去马路和公共空间，开始进行售卖，引进商业，这部分地价收入就成为兴建的主要资金来源。1913年11月7日《之江日报》刊登了详细的卖地规则：“（甲）特等地（临湖及大马路交会处）每亩一千五百元。（乙）一等地（沿大马路及小马路交会处）每亩一千元。（丙）二等地（沿小马路及临河旁者）每亩六百元。（丁）三等地（特等、一二等以外各地）每亩三百元。”1913年，鲁迅在北大的工资收入是一个月220元，听上去好像很容易成为地产大亨是不是？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这个地段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天花板了：当时的丝厂女工搞罢工，诉求不过是把每天的工资提到半块钱。

　　新兴的杭州新市场，吸引到了全省以及上海的有钱人投资和购地。这一带的房主，以金融圈和新兴商业人士为主，龙翔里的房价，在当时足足是北山街的两倍有余。杭州公共菜场的形式，起先来自上海公共租界。20世纪初作为新式城市空间引入后，一直水土不服。1928年3月，“延龄大马路”（即延安路）边建起一座“小菜场”，新潮程度不亚于我们现在去菜市场喝咖啡。在此之前，杭州市民买菜更习惯于街头摊贩或挑担叫卖。这个龙翔桥菜市场的出现，恰恰与杭州新式住宅以及新兴阶层同步出现。直到搬迁之前，它都是杭州最有名的“打卡地”之一。

　　1933年5月9日的《申报本埠增刊-电影专刊》，在第一版发表了文章《电影在杭州》，作者傅敬嘉在文中写道，“在杭州的电影，我以为可怜得很。这末大的一个商埠，纯粹的电影院只有三家，不，其中有一家还有时做京剧或新剧的。三家戏院中要算西湖大礼堂影戏院最好，地址在西湖里，很幽静的，风景也很好。院址是从前西湖博览会时的大礼堂。开映的片子都是外国片，而且很陈旧的，间或开映国片，大部是联华的出品。可是开映国片时价钱要贵一些。这戏院本来隶属杭州电厂，后来才改为商办的。布置得很好，建筑也合于艺术化。可是离城远，不大方便，尤其在夜里。观众以学生居多，工人们是不大有的，如果在杭州的影戏院中说起来，这一家是可称为贵族化的。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电影行业尤其发达，当地的报纸这么说杭州，倒也无可厚非。两年后，北方的报纸也开始嘲笑杭州的娱乐业，“杭州虽然拥有五十四万人口，配称东南一大都会，可是娱乐场所却不怎么发达。全市八百多家茶馆，大半是附有‘说书’的，这算是最普通最平民化的娱乐地方了。”这是1935年1月25日出版的《天津益世报》，对杭州娱乐业状况的锐评。在当时的杭州，比较“成样子”的演艺场所，有大世界、杭州影戏院、浙江大舞台、新新娱乐场、荣华戏园五大家。可以作为参照的一组数据是，1927年到1930年，中国影院数量从约100间增至约250间，而作为当时东南一大都市的杭州，直到1935年，才迎来了联华大戏院。

　　1935年1月18日，《东南日报》头版被联华大戏院开业消息承包。阮玲玉的名字与照片，占据了最醒目的位置，开幕片是她主演的《神女》——“联华影业公司最新出品”“是十字街头千万可怜虫的哀鸣，是一部凄绝尘寰的大悲剧；俱妖娆之体，赋纯洁之魂，人间圣母！处无告之境，遭冷酷之诮，忍气吞声！看此片面不感动者，绝无其人！”作为无声电影，《神女》在当时属于“神作”，联华大戏院的票务采取分售制，一个上午就全部卖完，开业当天戏院门口手写看板上的字眼非常醒目：票已售完，明日请早。

　　“1935年1月，由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与杭州商人合资新兴建的联华大戏院开业，这就是浙江胜利剧院的前身。”这是关于胜利剧院历史中经常引用的一段史料。有一个说法，这个杭州商人姓杨，据杭州市志记载，“联华大戏院（今胜利剧院），由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张啸林、吴邦藩等与杭州地产主杨东升合资新建，设沙发座椅1170座……”查询杭州市档案馆资料，得到一条1945年联华大戏院的续约合同记录，合同显示：总经理和董事叫陶伯逊，经理叫孙时厂，业主则为杨东升、杨升元。

　　联华影业公司是中国电影史上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好几部作品。在“西洋影戏”一统江湖的情况下，当时的几位电影人罗明佑、黎民伟等人于上海创立了联华影业公司。想要对抗美国的好莱坞，讲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联华影业在拍片速度上马不停蹄，以一系列作品迅速占领市场。联华影业出品的电影《故都春梦》正式上映时，宣传语即为：“复兴国片之革命军，对抗舶来影片之先锋队，北京军阀时代之燃犀录，我国家庭生活之照妖镜。”

　　联华影业采取在当时很先进的分约制，无论是导演、演员还是编剧，均可以与联华签订单片合约，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而投资电影院，自己走发行，又是走在了时代前列。作为唯一以联华命名的电影院，联华大戏院在杭州的开出，寄托了联华对国片复兴更多的期望。阮玲玉的《神女》在联华大戏院开幕连映16天后，接下来的片单为《大路》《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新女性》《都会的早晨》《三个摩登的女性》《生之哀歌》等，均是当时十分开启民智的进步电影。也是在联华大戏院开业的这一年，制片人陶伯逊带着联华摄制的《渔光曲》和《大路》去苏联参加国际电影展，让《渔光曲》成为第一部在国际影坛获得荣誉的中国电影。

　　“主要是消防设施改造和部分结构的加固工程，所以胜利剧院虽然表面改动不大，实则更稳固更先进也更安全了。”胜利剧院的总经理朱耀强介绍，这次修缮后的胜利剧院拥有622个座位，同时保留大厅的电影放映功能。从模样上来说，依旧是“大家记忆中的胜利剧院”。重装之后的剧院，多了一面海报墙，提醒着大家胜利剧院的历史地位：这是浙江省唯一一座在原址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经营时间最长、接待演出团体最多的专业剧场。海报上的人物都是“大明星”：梅兰芳、盖叫天、马连良、荀慧生……还有一张年轻时候的茅威涛，在“越剧皇后”姚水娟、袁雪芬、尹小芳这一排前辈姐姐们面前，今年61岁的茅威涛，也只能算是小妹妹。

　　1935年，梅兰芳来杭州为赈济浙江水灾的灾民以及杭州乞丐收容所进行救灾义演，为期7天共8场演出，都在联华大戏院。天天加座场场爆满不说，最后一场《霸王别姬》演出前，一口气售出了6000多张票，是当时戏院座位容量的6倍。《东南日报》还记载了一条追星趣事，梅兰芳在杭州演出期间，一位上海来的邵姓粉丝，约莫长得有点像梅兰芳，在官巷口六聚馆吃面的时候，被大家误认为是梅兰芳，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来了一群人大肆围观吃面。这位邵先生仓皇而逃，不过却因此也被梅兰芳记住。在最后一天的欢送会上，梅兰芳专门寻到他合影，照片就登在《东南日报》上，标题则为“真假梅兰芳”。

　　百年前湖滨“新市场”的规划，深刻改变了杭州的商业格局。民国时期，西餐厅、旅店、百货店等新业种的出现，让这一带逐渐成为杭州城内最热闹繁华的全新商业区。环湖而建的新新、蝶来、金城、西湖四大饭店，延龄路上聚集的新新百货店、张小泉剪刀店、健华西药店、陈永泰西木器店等大型商店，迎紫路上则有圣亚美术馆、西湖美术馆、祥泰纸店、云飞自行车行等。不仅如此，原先开在涌金门和城站的商店也纷纷迁入。带有人行道的大马路，和不同于旧时门店的新式招牌，一个崭新的商业中心就此崛起。而带有西式生活方式印记的联华大戏院的开出，成为湖滨商圈一个最辉煌的娱乐印记。

　　在杭州所有的剧院之中，胜利剧院和蜂巢剧场，也许是离居民区最近的两处剧院。“小时候我住奶奶家，隔壁就是胜利剧院，奶奶说她以前推开窗户就能听到舞台上演什么。”住在胜利剧院一带的居民，可以说是最接近流行文化的一群杭州人。什么新电影、什么新时髦，都是见过听过的。杭州人小顾，小时候在胜利剧院附近长大。一日他跟小伙伴发现了一处围起来的工地，男孩子顽皮，大家一起打闹，把工地里的“墙”给挖出了好几个洞。隔几天大家再相约去玩，好家伙，洞给堵上了。玩心重的小伙伴，又把洞给挖出来。过几天再去，洞又补好了。来回几次，小朋友终于被工地上的大人抓了现行，抓到他们的负责人劈头盖脸又有点哭笑不得地教育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挖的是剧院的后台啊！”

　　出了胜利剧院左转再左转，这个几排低矮房子组成的小区，叫齐心里。清朝时，这里是旗营北部镶黄旗坊，民国时建房称祺星里。1981年与六桂坊合并，统称齐心里。2018年，杭州市第七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公布，胜利剧院，长生路30号建筑，齐心里19号至22号、27号建筑，以及齐心里4号至8号建筑等28处老建筑，一起被列入杭州市第七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很多历史爱好者来齐心里，会去专门找一口井。井旁边的青砖房，一度是日本人侵占时所造，底下还养马。齐心里10号，曾为韩国临时政府办公室长兼外交部次长闵弼镐住所。此外，齐心里的房子，还做过革命根据地。这些门户极多的建筑风格，被称为石库门建筑，因为这个特色，才被选中方便人和文件的转移。